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癌症不等于死亡（4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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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岩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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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与活人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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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与活人
于是，我又不能入睡了。 哦，我可怜的医生同志，又每天为我增加了镇静安眠药的剂量，我可怜的护士小友，又时常被我的红灯惊动。而我可怜的心脏、神经又开始为我备受折磨，并不断向我提出抗议…… 但我仍然不能入睡。我兴奋，我震惊，我充满看到希望的欢乐，却又为不能捕捉住希望而十分痛苦。 我把我看到的、想到的一切热烈地向我的朋友述说，性格温和的朋友微笑着点头：“哦，多么好，但你千万不要如此兴奋。”但更多的像我一样自命为文明人的朋友，则带着科学的态度文雅地摇头：“是吗？这是可能的吗？”“ 当然是啦！”“ 那为什么不见宣传？” 我拿出大叠大叠的报纸和材料。“ 那为什么医院不实行？”“ 医院不是已经同意我们去了吗？”“ 那为什么不推广？” 我生气，我抗争，我辩论，但既然我已不是癌症病人，他们也就不再对我迁就忍让。 朋友归朋友，但真理不容含混，我的朋友都是些原则性很强的人。但毕竟我还是病人，于是他们总是那样带着礼貌的微笑听着我叙述。听着，眨眼睛（眼里明明透出怀疑），点头，摇头，但不做声。“ 你不信吗？”每每我忍不住问。“ 信。气功吗？怎么不信？”“ 气功在配合中西医治癌中的作用呢？你不承认？”“ 可能。”“ 那你们不能试用于临床？” 微笑，不做声。 我这才懂得有时微笑也能压迫人。“ 为什么你们不能用于临床？”“ 病人自己做，我们不反对，但让我们用于临床，却必须有数据。” 数据，什么数据？ 就是气功治癌的系统科学的理论根据及实验的各种数据。 那，我当然没有。而许多气功师呢，也没有，甚至不可能有。如果所有可能去搞数据的人都在等别人去找数据，并且对古已有之及现在做着的那些零星的、片断的数据只持简单的否定态度，那么，还将永远不会有。 但是，我有活人。数据不是从活人的实验中统计和总结出来的吗？ 于是我千方百计地动员我的医生朋友们去看活人，大活人。 人类总是有弱点的：好奇心，温情，碍于情面……而人类又总是有优点的：同情心，求知欲，事业心…… 总之，不管优点弱点，我是动用了一切手段，连说带劝，连推带拉，硬拖了几个医生朋友上了紫竹院癌症气功班。 这里，我将尽量客观地记录下那些活人与活动。如同邀请我的读者和我们一同前往现场。 时间：1981年12月的某一天。 地点：紫竹院旱冰场小山侧的空地上。 人物：我们（我，陈大姐，老陈，他爱人）。我的医生朋友们。癌症气功班的学员们、辅导员们。 场景：在冬日明亮但不温暖的阳光下，北风吹着枯干的竹丛，飒飒作响，学员们正排成两行做着行功。辅导员在边上喊着“吸吸呼，吸吸呼，吸吸呼，平、点；吸吸呼，平、点……” 我：（走近辅导员）对不起，我们今天请来了几位医生，想找几位病人谈谈。可以吗？ 辅导员：当然。情况你都熟悉了，你自己找吧。（转身走开，仍继续查功）吸吸呼，吸吸呼…… 我：（走向一个身穿紫衣，围着暗桃色大毛头巾，身材窈窕脸色红润的女子）周月辉，小周，你和他们谈谈吧，好吗？ 周：（脸一下红了）我？咋说呢？ 我：就像那天你和我谈的那样，好吗？ 周：（笑嘻嘻地）我谈不好，你可别怪我啊！ （我把她介绍给我的朋友们，并打开了录音机，她仍然笑嘻嘻地，开了口，话说得很快。）棗以下为她的录音整理。“ 我说不好，反正我就说大实话呗！同志们有听不明白的，尽管问我……我叫周月辉，今年42岁。在长春白求恩医大二院工作。五年前，就是1976年9月20日，由于胸闷，偶然发现胸腔有一肿物。10月30日在长春白求恩医大做了开胸手术，取出10x10x8cm肿物，未发现扩散，但与心包、主动脉、上腔静脉、肺、膈肌广泛粘连。“ 病理诊断：上皮细胞和淋巴细胞混合型胸腺癌。“ 病案号：吉林白求恩医大肿癌医院5448，北京日坛医院292897. ”我手术后，为了预防扩散，用混合化疗方案做了十一个疗程出院。“ 术后近两年，1978年8月4日，回院复查时，胸部正侧位片子均显示：原位复发。 经空气量5000rad的钴6o照射，拍片检查阴影消失。我高兴的呀，就别提了。我说‘谢谢，谢谢医生同志！你们救了我不是一次，而是两次命。我这条命是你们给的，我只有做好工作来报答你们……“ 哪想到癌不饶人呀！一年后再复查时（1979年10月30日），不但在原部位再度复发，而且扩散到前胸壁和右第二肋间。为了争取更好的医疗条件，我跑到北京。许多大医院的医生专家们反复研究，都认为复发严重，不能再做第二次手术，否则很容易下不了手术台。我请求再给我放疗，但许多医院放射科都劝我不要。因为放射面积太大，容易造成放射性肺炎，及造血机能障碍。我再三恳求无效，只得回长春吃中药治疗。“1980 年6月24日再次复查，病情更加严重。这时我已呼吸困难，睡觉不能仰卧，侧卧时间一长，也上不来气，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。几个医院都认为无救了，有的认为存活期超不过1980年10月。“ 在豁出去的情况下，我又跑去找第一次给我动手术的四院。找到陈公言主任，我说：”主任，主任，你救救我吧！我这么年轻，还能工作。我的孩子还小，他们还得有妈妈，你不能就眼看着我这么死。你给我治吧，开刀吧，多么痛苦我都能忍耐。你上次救活了我，这次我死在手术台上也不怨你。不治反正是死，万一治好了呢？啊，主任，主任……’我恨不能给他跪下，医生护士听了都掉泪，可也没办法。最后陈主任决定再做第二次钴60照射。在1980年7月10日再次结束了空气量5000Rad的钴60照射。拍照结果是：肿块阴影似有缩小，但未消失。继续放疗已无实际意义，因肿瘤对第二次钴照射已不敏感，且脊椎已达极量，并出现了胸水……医生垂着眼皮对我说：“带瘤生存吧，再照不得了。带瘤生存吧，小周，世界上有好些人是带瘤生存的。’我是个医务工作者，我懂得这个‘带瘤存活’，此时此刻的意思就是等死。我再三恳求再次手术及放疗，但自己也明白这是毫无意义及不可能的了。“ 正在呼天不应，入地无门，又不甘心就这么白白死去的情况下，我校一院医学运动科的王艾明大夫告诉我：北京画院郭林的新气功协助治好了高文彬同志的转移性肺癌，让我试试新气功。我当时到处也找不到郭林老师的这本书，就按着王大夫说的，先迈右腿棗两吸；再迈左腿棗呼；舌舔上腭，闭着眼睛走……我就像溺水时有人递给了我一个救生圈，一把抓住可就不放啰！从1980年8月1日我就走了起来，头一天只能走几分钟，慢慢地就能走半小时、几个小时了。走着走着，能吃下饭了，睡觉呼吸也轻快了一点。呀，莫不是有了希望了？！“ 走呀！走呀！我活过了‘十。一’。活过了‘十。一’，我就有信心了。在东北零下40摄氏度的大风雪里，你们可不知道那个冷哟！我每天4点起来，就不间断地做行功。走呀走，吸吸呼，吸吸呼。吸吸呼，把氧气吸进来；吸吸呼，把毒气甩出去。大雪飘飘地下，冰碴在脚下‘沙沙’地响。轻轻地碎裂……吸吸呼，吸吸呼，但愿吞噬细胞也能像白雪这样密密地扑向癌细胞，但愿肿瘤也能像冰碴这样被包围、被掩埋、被粉碎。 吸吸呼，吸吸呼……“ 练了六个月功，到1981年2月13日又拍片复查，拍完片，我扭头就往家跑，都不敢问结果。“ 吃过中饭，我爱人‘扑通扑通’地跑进屋，脚步咋这么重呢？我睁大眼睛望着他，一动不动地等他宣判。他却老也说不出话来，就像喘不过气来似的，我心想这下子可完了。谁知他大张着嘴结结巴巴地说：”没棗没有了，胸骨后的阴影棗没有了。消失棗了。’我像作梦一样听他说，是我院放射科赵楚静副教授给诊断的。‘刷’地一下，眼泪就‘咕嘟嘟’地从我眼里往外冒。“ 他这会儿也不结巴了，话像开了闸，絮絮叨叨地说着：什么医生怎么抢着看这张片子啦；什么都不敢相信啦；什么就剩二肋间那个还有啦；什么什么……我可都听不进去了。站起来就抓个包，拉扯几件衣服，二话没说，拎着包就往外走，上北京，上北京，上北京哟！“ 到了北京，进了这个班。这一正经学，这才知道，我的姿势还不大对呢，光知道在东北大雪地里傻走，原来还没有做预备功，也没做收功哩！哈哈哈……”她爽朗地大笑起来。“ 哈哈哈哈……”我们也高兴地大笑起来。我一边扬声大笑，一边小心翼翼地用眼光骄矜地查看我的医生朋友的反应，倒好像给周月辉治好病的不是别人，而恰恰是我一样。 咦，怎么听不见老陈那轰轰的大笑声呢？半晌，我忽然觉得似乎少了点什么，忙回头找时，原来他的爱人抽抽噎噎地在一边抹泪儿。老陈拉着她的手，直说：“咦，你这人，你这人，真是棗哎……”我的心一热，也禁不住泪流满面了。“ 做过切片吗？”医生到底是医生，冷静的调查开始了。“ 做过不止一次，我病历上都有。门诊号……化验单……”“ 这半年棗就是1980年8月到1981年2月，做气功时，你还进行了放疗或化疗吗？” 一个医生问。“ 没有。”“ 还进行了别的治疗吗？”又一个医生问。“ 只注射过中药蟾蜍素，这是一直没停过的。” 医生点点头，不问了。我却问道：“会不会是放射线在继续起作用呢？” 周月辉笑了：“不。陈公言主任他们研究时还专门说过，钴60照射停止一个月后，就绝对再起不了杀死癌细胞的作用了。因此，他还开玩笑地说：”你的阴影消失，我决不冒领功劳……’“ 那么，是蟾蜍素的功劳？但以前也注射过，为什么偏偏这半年间它起了作用呢？ 我又小心翼翼地看了我的医生朋友们一眼。哦，数据吗？我没有！活人呢？我多的是。我打算带他们去找一个我熟识的老同志徐政委。 我认识他可不是在癌症班，但我们这次相遇却是在这个癌症班。1979 年，我听说徐政委得了癌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：让“四人帮”及其爪牙气的。 我们去陆军总医院看他，手术很成功，他也十分乐观，送我们出门，还一边走一边说笑。 但去年听说，已转移到肾和肺，不行了……我心里十分难过，躺在病床上还想着他曾经对我有过的帮助，想着在“四人帮”横行时我们去到山西，曾经带给他的种种麻烦……可惜现在医生限制我的活动，无法去看他了。 万没想到，一天我来紫竹院学功时，突然看见一个老军人正在我前边慢步行功，一招一式，十分沉稳从容。我不禁跟在后边摹拟，越走越觉得这人似曾相识。我学功还没入门，从来很难入静，这时心里更是七上八下，谁呢？究竟是谁呢？我终于追到前面，细细打量----啊，原来是他！虽然因为清瘦多了，有些改了容颜，使我没能立刻认出他来，但更主要的是我万万没想到他活到今天，还站得起来，还在这儿从从容容地吸吸呼，吸吸呼……我的心猛烈地跳了起来，快步追了上去，高兴地轻轻地喊：“徐政委，徐政委棗----”，他回过头来，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亲切地说：“听说你也病了……”我一时说不出话来，恍惚间，不知怎么颇有点隔世之感。 此刻，我急着在人群中找他，但却不知他到哪里去了。显然对这类访问，他早就习以为常，不需要听也不想多讲。我放目四望，只见他的背影在小山后一闪，迅速地进入到小树丛中去了。他是在快步行功呢，步履仍是那样沉稳从容，就好像一个运筹帷幄、决胜千里的大将：但他走得好快呀，又像个急于夺取胜利的小兵在勇猛冲锋…… 他哪里像个病人？！联想到这个癌症班的学员每天到公园来练功时，经常在公共汽车上给妇孺老残让座的故事，我不禁又破涕为笑了。 可是数据，数据呢？ 数据吗？周月辉在轻轻拉扯我的衣襟，带我们走向了一个穿粉红色罩衣的姑娘。 她，容长脸儿，细挑身材，27岁，尚未婚。26岁时，乳腺癌全切后一年复发，广泛淋巴转移，也是没有可能再做手术及放疗化疗，只能等死的……现在做气功八个多月了，颈淋巴上的癌肿块明显变软变小，从核桃大变为花生米粒大。左右肋淋巴结原来一串串花生米粒大的肿块，现左边已缩小；右边嘛，已完全消失…… 做过切片吗？当然。 病理诊断……门诊号……住院号…… 她还那样年轻，还没有结婚。在回答我们问话时带着那样明显的女孩子的羞涩。因此，请原谅我在这里不引用她的姓名了。 我带着我的医生朋友们又走到一位黑黑胖胖的男同志面前，请他讲讲。为什么我找他呢？因为我刚来到这个班时，他曾一次拦住我说：“听说你是个记者？报导报导吧！” 我说我不是记者，只是个病人。他遗憾地打量着我说：“那我怎么听说你是棗唉，真该报导报导啊！” 此刻，我把录音机放在他的面前，他立即高兴地说起来。“ 我早就希望能够报导报导了。当然，不是报导我，而是报导气功，郭林老师的新气功……“ 我是肝癌，在河南确诊的。跑的那个医院就多了，都说确诊是肝癌。到北京，又跑了好几个医院，也都支持河南的诊断。有诊断书嘛！我自己也看了片子了……肝上，有拳头那么大，都说已无法手术，告诉家里人活不了多久了，想吃啥就给做点啥吧…… 吃啥哩，啥也吃不下。老婆哭，孩子叫，这就都不用说了……“ 你们看我现在壮壮实实的，吃得可胖了。可那会儿呀，真瘦成了人干了。怎能不瘦哩？不吃不睡，就像点灯耗油一样。”“ 我虽只是个普通干部，在河南XX合作社工作，但咱从小参加革命，好歹是个老同志，是个共产党员。再疼得难熬，疼得不能活，也是最后的考验了。我就去照了标准像，召开了家庭会议。我说：”我们都别哭了，哭也不能把癌哭没了不是？摊上了，有啥法哩！我也五十多岁了，比起早牺牲的同志，还多捡了几十年哩。共产党员嘛，啥考验没经过，在死亡面前也得脸不变色心不跳哇卜……我也没啥可留给你们的，就是留给你们这点不怕死的精神吧。标准像，等我死了就挂上几天，留个念性。尸体呢，送去解剖。 把癌这个玩意儿好好叫医生们研究研究，要能叫后人少受点疼，也算我没白长一回癌病吧！’ “谁知道，就在这节骨眼上，组织上、同志们纷纷给我找来了气功治癌的报纸、郭林老师的书，劝我上北京，找这个癌症班来学气功……我就半信半疑地来了。“ 来来回回练了这么一年多功，现在，你们看，我有多胖。X光片上什么肿瘤的影子也没有了……没了。你们说，神不神？” 他正在滔滔不绝地说气功的好处时，一位医生打断他问：“做过切片吗？”“ 没有。当时所有的检查都支持是癌。在肝上那样大，都说手术愈后决不会好。都说不挨这一刀，可能存活期还长点。” 他扫了医生们一眼：“哎棗我知道，你们会说，没有切片，就不能证明那是癌。 是的，我一好了，片子上一没有阴影了，我只一说没动手术，是气功治好的，医院顿时就说是当初误诊了。可怎么这么多医院都误诊了呢？还是不相信气功能治病呗。咱是不懂医，可你们大家琢磨琢磨，退一万步说，就不是癌，是个良性瘤，是个囊肿，那么老大个家伙，就这么吸吸呼，吸吸呼地给吸得不疼了，呼没了，你们也该研究研究吧！否定一件事咋那么容易，肯定一件事咋那么难呢？我也懂，要数据，要数据，可不研究，不积累，死了才是癌，一好了就说是误诊，这数据从哪儿来呀？“ 他的话说得那样朴素，又那样在理，许多病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了，眼光期待地射向在场的医生同志。他们都是病人，重病人，死刑犯！医生决不会和他们争辩。她们只是宽容地笑笑，什么也没说。 我也什么也没说，但回来就抓住她们不放了。你们看见了吧？相信不相信？难道是假的吗？可能个别有例外，原因不好解释，那你们为什么不寻求解释呢？怎么寻求？做试验呗，找数据呗…… 但是，我也知道，这不可能。 首先，他们忙，真忙。 是的，真忙。谁要是没有在80年代的中国医院里看过普通门诊，住过普通病房，谁就不会懂得中国普通医生的忙。那甚至不是忙，而是劳累，是不能喘息。 门诊，每个钟头4——10个。询问，主诉；听诊，门诊；化验，透视；照相，分析片子；解释，答问；开方，处置，写病历……住院医生呢？每天工作平均不下10个小时：早班，晚班；大夜班，小夜班；治疗，查房；急救，抢救；开研究会，碰头会，学习会，讨论会；开诊断书，病历摘要，出院证明，死亡证明……当然，还不算排队、走路、挤车上下班的时间…… 你怎么还能要求他们考虑治疗外的事，做什么试验呢？ 其次，他们无权。他们只是普通医生，他们没有权利拿教科书上没教过他们的理论、没有足够科学实验数据的任何方法用于临床。 我没有话说了，但我的心并不平静。是的，他们没空。那么，有空的人呢？专门研究的人员呢？是的，他们没权。那么，有权的人呢？有权而又专管医学科学的人为什么不组织这项研究呢？是的，需要研究的项目多得很，但为什么这项就命中注定不该早日排上重要日程呢？我确实不懂，并且因为我确实无知，不知道这些应该归哪里管。因此，请原谅，我决不是想把矛头指向哪个单位或哪些人。我只是想说，牵涉到这么多病人生死存亡的最凶恶的敌人----癌，难道不需要组织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，联合起来去制服它吗？为什么只能走西医西药的道路，而不能从祖国医学遗产中（包括气功）更广更深地去挖掘呢？从前节所提的肿瘤研究所的文章中知道，有些专门人才、专业机构已开始在做了，但为什么不能更广泛更普遍地做呢？譬如，就譬如哪个医院的肿瘤科，肿瘤研究组，为什么不能和这些癌症气功班挂起钩来，在统一的指导下，配合作战，积累经验，从而取得数据呢？ 数据，啊，数据！数据是重要的，但活人毕竟是根本。没有活人，没有和活人关系最紧密、接触最频繁的临床单位，不相信发生在活人身上手术以外的“奇迹”，不研究活人取得奇迹的一切条件。一切因素和一切可能，什么时候才能掌握足以说明问题规律性的数据呢？ 而病人不能等，因为癌症不肯等啊！于是，成批成批的活人，有的是我们至亲至爱的人，有些是对“四化”大有贡献的人才，甚至是栋梁之材在被癌症吞噬。这个该死的、万恶的、必须迅速征服的癌症啊！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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